此时，如果央行在货币市场进行国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便可通过影响短期利率达到控制整个收益率曲线斜率的目的，即实现短期利率向远端传导的目标。
大企业跟银行打交道比较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第一，利用移动终端用一个大科技平台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结合到一个平台。
在金融里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二八法则，二八法则就是一般来说对于一家金融机构进入一家市场其实最容易的是服务盈利最好的和财富最多的20%的客户，即盈利最好的大企业和最有钱的家庭。他们利用金融科技的方法来做风控，解决我们过去做不了了的那些问题。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贷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银行如果不能把贷款利率提高到足够高，能够覆盖民营企业的风险的话，它提供这样的贷款的意愿是不高的，即使提供了也可能下一步自己会遇到一些困难。第三，我想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中国式的创新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对客户很了解，不用传统银行的那一套做法也能做非常好的风险评估，我觉得在我们国内有很多中小银行都在采取这样的风控的办法。
这些客户在你的平台上交易就留下了很多数字足迹，也就是我们说的大数据，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三个与我们国内非常活跃的互联网金融有关系。政策逻辑之三：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对冲外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中国经济的外循环面临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环境。
在中国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需要厘清其中的政策逻辑，进而稳步推进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有助于充分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我国市场，从而在少数国家推动逆全球化和经贸脱钩的背景下，提升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形成国际金融体系与我国金融市场挂钩的政策效果。因为在外需对增长贡献相对较大时，汇率政策决策不得不考虑其可能对进出口的影响。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客观上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效果。
在中国推动经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推进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是现实的需要，并有其清晰的政策逻辑。这一时间窗口是由国际市场对于更为稳定的新的货币需求驱动的，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基本具备了市场需求的主要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由于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货币具备全球范围的购买力，因此若仅强调外资流入的单方面开放，则必然成为国外主要国家转嫁量化宽松政策溢出风险的渠道。在内需主导的大国增长格局中，宏观政策需要优先考虑内部平衡，这就需要推动汇率市场化决定机制在促进内外部均衡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使汇率波动更加灵活。这有助于完善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也需要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的支持。具体来说，在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和中国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叠加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国内国际双循环通常包括较低附加值产业的迁出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等不同的方面。
而资本项目的双向开放，则有利于内外资金相互流动，平衡国内国际市场金融资源的供求。相对比来说，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近年来稳步提升，未来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投资和汇兑等多重方式回流，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扩大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规模。随着经济增长动力中来自内需的贡献不断增加，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条件实现更为灵活的波动。
基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经济格局，本文认为，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应是立足于宏观经济平衡目标、服务金融体系的改革开放、对冲外部政策溢出效应、配合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以及推动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目标的开放。而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则有利于吸引外资积极参与中国转型升级的过程，激发出更多的新经济投资，加速新旧经济转换的进程，进而使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双双受益。
而在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靠内需的格局下，宏观决策更为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波动有助于实现新格局下的宏观平衡，而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则无疑有利于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具体来说，未来如果出现持续巨额的外资流入，可能会提高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就可以部分对冲通过经常账户传递的通胀风险。
此时相应推动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有助于增强对美欧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外部溢出风险的对冲和缓释作用。在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内需拉动的贡献率约为90%。这种增长格局的逐步形成，也相应为其货币汇率的灵活波动、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创造了更好的政策条件。要点 推进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逻辑根植于扩大内需和国内金融开放的内循环，同时也需要考虑外部金融贸易格局深刻变化下内外循环的联动问题。回顾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虽然很早就积极推动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但由于仍保持严格的资本管制，外资进入我国在岸市场的积极性并不高，导致总体上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明显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联系在于，一方面可以促进人民币在海外沉淀、支付、计价、交易流动。
例如，目前有关境外融资及有价证券管理的文件大多可追溯到本世纪初，而实际的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结合现实投融资需要适时完善修改。当前，中国企业从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角度，稳步扩大海外产业布局，不仅有利于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吸收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国际资本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黏性，防止中国的产业链与全球主要国家经济脱钩。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双循环格局 。
政策逻辑之二：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服务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促进国际金融体系与我国金融市场挂钩 当前，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说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之一，对于促进中国金融业竞争力的提高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也会催生更多如跨境电商业务和服务贸易创新等新模式和新业态，从而带来更多的跨境金融交易需求。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与内需拉动的增长格局相辅相成，开放后汇率浮动幅度更加灵活。政策逻辑之四：推动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支持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供应链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显著的调整和重新布局，表现出区域化、本土化、近岸化特征，疫情的冲击更强化了主要经济体对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担忧。虽然美欧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呈现明显的通缩特征，但大规模宽松政策推动的宽松货币环境，则酝酿着未来对新兴市场带来冲击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进行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更加需要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的支持。
内需的不断激发，加上汇率更有弹性的波动，无疑会为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创造有利条件。总之，推进更高水平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逻辑根植于扩大内需和国内金融开放的内循环，同时也需要考虑外部金融贸易格局深刻变化下内外循环的联动问题。
只有根据新的条件服务实体经济，推动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才能够支持当前中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进程，便利有直接投资需求又有潜力的企业走出去，以及将高质量的外商引进来。此外，基于双循环格局，与双循环相关的不少国际收支项目，目前也还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政策逻辑之五：资本项目更高水平开放应立足于支持中国的产业转型，实现新的经济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在对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展望中，提出了未来15年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在实现2035年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也需要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以提升中国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进而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中国企业对外布局，可以促使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要素和巨大的市场容量形成优势互补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背景下，为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对国际中央银行的做法进行科学分析和借鉴，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三）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挑战的必然要求。
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
进入 易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体系和社会提供最基础的金融服务，金融基础设施是中央银行实现四大任务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便捷性、联通性、安全性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需要持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结构布局，统一监管标准，确保安全高效运行。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三角良性互动。破除贷款利率隐形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